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典籍的翻译和传播丨三交史话

来源: 中国民族报 作者: 编辑:施震阳 阅读人数: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加强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起着基础作用。大量儒学经典宣扬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加强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起着基础作用。大量儒学经典宣扬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加快自身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积极借鉴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学习儒学典籍,修习中原王朝史书。很多少数民族虽然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因此直接使用汉文学习和传播儒家经典、推行儒学。很多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大力推行儒学,用民族文字翻译儒学经典和中原王朝史书,将民族文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桥梁、向各民族输送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

唐朝公主入藏,传播儒学经典

  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自古就有密切联系。唐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加强与唐朝的友好往来,先后两次派遣使臣请婚,迎娶了唐朝皇室宗亲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唐太宗赐予很多物品,其中有儒家经书、佛经、营造与工技书、医书等。这些典籍对西藏地方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纸、墨等生产技术,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到西藏代写表疏。现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用汉文、藏文合璧书写的,反映了汉藏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

  8世纪初,赤德祖赞即赞普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请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赐婚。金城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多种书籍,后来又向唐朝求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传入吐蕃。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尚书》《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证实了当时用藏文翻译儒学经书和史书,反映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西藏地方的传播和影响。

辽金传承儒学,翻译经史书籍

  以契丹人为主建立的辽朝,注重学习中原文化,用汉文刊印了儒学典籍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后又印行《史记》《汉书》等。辽朝承唐仿宋,成立国史院、设国史监修官,所修国史包括起居注、日历、实录等。

  辽朝还用契丹文翻译了很多汉文书籍。据《辽史》记载,有“大儒之称”的著名学者萧韩家奴曾译《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等。甚至辽朝皇帝也参与翻译中原流行的典籍,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

  以女真人为主建立的金朝,对中原典籍也十分重视。金朝设国子监,不仅培养士子,还刊印教学用的儒学九经、十四史以及《老子》《荀子》《扬子》等书。

  金朝用女真文翻译了多种中原经典,并特地设立译经所。当时,女真文译本有《易经》《尚书》《论语》《孟子》《孝经》《老子》《刘子》《扬子》《列子》《文中子》等,此外,还翻译有《史记》《汉书》《盘古书》《孔子家语》《太公书》《伍子胥书》《孙膑书》《黄氏女书》《贞观政要》《新唐书》等。有的发行量较大,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翻译的《孝经》,一次就印刷了上千部,分赐给护卫亲军。这些典籍以女真文为中介,在边疆地区拓展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西夏崇儒译经,封孔子为文宣帝

  以党项人为主建立的西夏,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充实自己。西夏统治者为推动文化发展,积极翻译中原地区的儒学著作。据《宋史》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下令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字后,“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西夏毅宗李谅祚向宋朝求赐九经(宋代以《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九经)以及《唐史》《册府元龟》,宋朝赐予九经。

  ▲西夏文《孝经》。张映晖供图

  西夏还翻译了多种儒学经典。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有刻本《论语》、写本《孟子》《孝经》等。其中,《孝经》是中原已失传的吕惠卿注本,西夏文本可补儒学典籍的缺失。

  此外,有许多西夏人为中原地区有影响的儒学著作注释。西夏仁宗时的国相斡道冲是西夏儒学宗师,他以西夏文注释的汉文经书《论语小义》,是以中原文本为基础撰著的西夏文儒学书籍,可见当时西夏儒学之盛。

  中原地区大量的史书、类书,也被翻译为西夏文本。《贞观政要》被节译为西夏文本,名为《德事要文》,刻印出版。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十二国》,被编译成西夏文刻印流行。《类林》是唐代一部宣扬忠孝精神的类书,被译成西夏文刻印出版。后来,中原汉文原书失传,留存下来的西夏文本《类林》被转译回汉文本,《类林》因此得以赓续传承。西夏以军事兴国,特别重视用兵,中原地区的兵书,如《孙子兵法》等,也被译为西夏文刻印出版。

  西夏仁宗于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在封建社会,孔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元、明、清诸朝代也有封谥,尊号为文宣王或至圣先师,唯有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对孔子最崇高的尊号。这一尊号的封谥发生在党项人当政的西夏王朝,证明西夏崇儒之盛。

元朝尊儒兴学,广译儒学典籍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元朝,也接受了中原文化。元世祖忽必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推行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封建制度。

  忽必烈推行中原文化的核心是尊儒兴学,1233年在燕京设国子学,让蒙古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中原文化教育。忽必烈在登位之前,便开设幕府,延揽中原文人作为幕僚,为其出谋划策,讲述儒家经典。忽必烈召金末状元王鹗为其讲解《易经》《孝经》等儒家典籍,并论治国之道。王鹗后著《论语集义》。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政权的统治者就在燕京设有专门学校,教授汉人和色目人学习蒙古语文,培养翻译中原经典的人才。译者开始多为汉人,后多为蒙古人或蒙古人、汉人合译。深受忽必烈赏识的汉族名士赵璧精通蒙古文,他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译为蒙古文,并将《大学衍义》译成蒙古文为忽必烈讲解。忽必烈还选派青年向赵璧学习。

  当时还有许多翻译人才把其他儒家经典译为蒙古文,如《孟子》《论语》和《通鉴》等,此外还翻译了汉文典籍《百家姓》《千字文》《忠经》《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等。

  元朝创制八思巴文,并用其翻译、刻印了诸多汉文典籍,如《孝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这些译著滋养了一批蒙古族文士,广泛传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元朝统治者拥有深厚的儒学根底,在社会上也是汉文和蒙古文书写的儒学典籍并盛。

清朝设翻书房,普及儒学经典史籍

  清朝十分重视儒学,不仅大量刊印汉文本经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刻印流传。清朝持续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如康熙、雍正时期翻译了四书以及《易经》《尚书》《孝经》等,或以“日讲解义”的形式刊布。康熙年间编印满文《日讲书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等书。乾隆即位后,又下令对一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其中难能可贵的是将经典做成满文、汉文合璧本。顺治年间刻印的《诗经》,每页上半部是满文,下半部是汉文。康熙年间刻印的满汉合璧四书,成为最畅销的坊刻书。

  清朝还翻译了很多史书,如《辽史》《金史》《元史》《洪武宝训》等。清朝翻译的儒学和史学典籍种类繁多,刊印数量庞大,影响更为广泛。

  总之,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大量经书、史书,有力促进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伸到各民族中,加速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既提升了影响力,深植中华文明基因,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发展和各民族更深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作者系宁夏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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