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共同成长进步
——以纳西族的历史文化为例
李群育（古城区）
世界记忆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中指出，“万物皆有出处和来历”“如果不知道某事物的来历，就不要说它”。结合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出处和来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 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没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的时代潮流，没有主动融入和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和行动，就没有纳西族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纳西族就不会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结合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者感到十分亲切、备受鼓舞，对中华各民族的历史传统有了进一步的感悟和认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结合历史，纳西族在“各民族血脉相融”方面具有以下3个突出特点。首先，纳西族流淌着有中华民族“种族之源”“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之称的古羌系、古东夷系、古越系的血脉，纳西族堪称与各民族同宗同源、同源异流、血脉相融的典范。纳西族源于古羌人，而7000年前生活在祖国西北的古羌人，先后创造了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等，夏、周、秦等的建立都与古羌人密不可分。从司马迁到当代的众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古羌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种族之一。先秦时期自西北南下到西南的古羌人支系，逐步“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纳西族为其中之一。对此，章太炎、顾颉刚、方国瑜、李绍明等著名历史学家早有深入研究与明确结论。第二，纳西族自古倡导“各民族是骨肉相连的同胞兄弟”。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纪》中明确指出，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先民是同胞兄弟。其中，流传于川西地区的东巴经《创世纪》称汉族、藏族、纳西族的祖先是 3 个同胞兄弟；流传于丽江的东巴经 《创世纪》 称藏族、纳西族、白族是3个同胞兄弟。强调生活在共同居住区域内的各民族是骨肉相连、血脉相融的一家人，大家要团结和睦、守望相助，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意识，堪称纳西族的胎记。第三，纳西族的成长历程与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纳西族先民在迁徙南下的过程中，因为不断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获得发展进步。汉、晋时期，纳西族先民的活动区域以川西南的“笮地”为中心，不断与当地汉、藏等民族的交流交融。隋、唐时期进入丽江等地后，纳西族先民进一步与当地和周边各民族相交相融，其中包括与原居住于丽江境内的“濮澥蛮”“汉裳蛮”（南北朝时期避乱到丽江的汉族移民） 等相融合。元、明、清以来，又不断与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和来自周边的各少数民族相融合，逐渐发展成为与多民族“血缘”“亲缘”相融的纳西族。在纳西族与汉族的血缘、亲缘关系方面，纳西族木氏土司称“木氏渊源越汉来”（引自木高在岩脚院的摩崖诗），认为木氏的先祖来自汉地，与汉族有着割不断的血缘、亲缘关系。纳西族的平民阶层与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血脉相融关系更加普遍，这可从纳西族的姓氏中得到证明。《徐霞客游记》 中称，明代的丽江纳西族只有两个姓氏：“官姓木，民姓和，无他姓。”但到了清末，纳西族的姓氏已有100多个，所增加的姓氏基本属于融入纳西族的汉族移民，其中多为移居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内地工匠、教师、医生、客商等的后代。同样，纳西族先民也不断融入汉族等各民族之中。其中，唐代有丽江“万户麽些（纳西族先民）迁滇中”，宋、元时期仍有他们在滇中地区活动的史料记载，但自明代后就鲜有记载，原因在于他们已经融入当地汉族与其他民族。明代许多迁到藏族居住区的纳西族，多数也逐渐“从其俗”而融入当地少数民族。总之，纳西族有汉族等各民族的血统，周边汉族、少数民族也有纳西族血统，足以证明中华各民族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
程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一家”“华夷一体”“华夷同风”等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纵观纳西族的历史，同样证明纳西族自古具有自觉维护国家统一、诚心报国、稳定边疆、民族团结的共同信念。早在东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就形成了“心归慈母”的国家认同意识。东汉永平年间（58年—75年），居住在川西的纳西族先民白狼王唐菆曾作《白狼王歌》，并亲赴京都洛阳敬献给汉明帝（见《后汉书》《地区的纳西等各民族先民的对中央王朝东观汉记》《丽江府志略》等），表达西南“慕义向化，归日出主”“去俗归德，心归慈母”“传告种人，长愿臣仆”的国家认同意识。这表明，纳西族等各民族先民视国家为慈祥的母亲，世世代代都要“心归慈母”，报效慈母。“白狼献歌”是反映纳西族先民国家认同意识的最早史料。应该说，“心归慈母”是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共同信念，是西南地区“各民族信念相同”的突出特点。唐、宋以来，纳西族先民进一步增强维护国家统一、“诚心报国”的信念和具体行动。特别是在元、明、清3代，每当面临必须维护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纳西族先民都能够审时度势，作出明智、正确的历史性选择，交出了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合格答卷。其中，“元跨革囊”之际，纳西族先民主动欢迎和支持南征大理的蒙古军，促进了国家统一。唐、宋时期，神州大地先后并存有吐蕃、南诏、大理、辽、金、西夏国等割据政权，中华大地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为结束这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全国统一，1253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率十万铁骑南征大理，实施迂回包围南宋，继而统一全国的战略。忽必列率军到达丽江市境内金沙江边时，纳西族先民的首领阿琮阿良前往迎接，帮助蒙古军实现“乘革囊及筏以渡”，顺利战胜了金沙江天堑。之后，阿琮阿良又率部随蒙古军南下征服大理国。不久，南宋灭亡，结束了唐以来云南与中央王朝割据、分裂500年的历史，中华大地复归大一统局面。“元跨革囊”对于结束中国自唐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增强西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极为重大的作用与意义。又如，明初洪武征西时，丽江纳西族先民的首领阿甲阿得同样“率众先归”，并率部随明西征大军行动，为明王朝平定西南、实现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明太祖朱元璋特别下诏表彰阿甲阿得“率众先归，为夷风望”。在明代，仅历代皇帝赐给木氏土司“诚心报国”“辑宁边境”等金匾及圣旨就达40多次。纳西族先民也成为西南地区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再如，清初清军进入云南之时，纳西族土司木懿也采取了“率众相迎”的行动。然而，当手握重兵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破坏国家统一、组织分裂国家的“三藩之乱”之际，木氏土司并未采取率众“先迎”“先归”的行动，而是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对吴三桂的叛乱进行了“率众反对”的坚决斗争。当时，云南诸土司已基本接受了吴三桂安排的伪职。由于丽江具有连接云南和西藏的特殊战略位置，吴三桂曾多次拉拢木氏土司木懿并安排其重要职位，但木懿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反对，不接受吴三桂授予职位。于是，吴三桂把木懿“拿赴昆明”并囚禁7 年，但木懿始终“坚志不从”，交出了纳西族“怀忠抱义，为国效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合格答卷，再次体现出纳西族自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国家不可乱”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纳西族文化正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互鉴融通、兼收并蓄之中逐渐发展进步，成为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和谐文化，使丽江拥有3项世界遗产。丽江地处巴蜀文化、古滇文化、康藏文化三大文化区的接合部，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在丽江，来自西北的草原文化、氐羌文化，来自东部、北部的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来自西部的藏文化，来自南部的古滇文化、濮越文化、南诏文化，以及各种宗教文化、农耕文化、马帮文化、峡谷文化相互碰撞、聚集、融合、传承、积淀，不断丰富、发展了丽江多姿多彩、多元一体的和谐文化，体现出具有鲜明地域性、民族性、包容性、开放性、融合性、和谐性的文化风格与特征，堪称中华“各民族文化相通”的一个典范。其突出表现如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相通”。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倡导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友好相处。纳西族东巴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人类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不可以伤害自然，否则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人与自然和则共赢、斗则双亡，双方和谐相处才能共存共荣。东巴文化中这一观念与中原地区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宝库。
泸沽湖。
崇尚“和合”，倡导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相通”。儒家文化强调“和为贵”“和合”理念，倡导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要“和合”。纳西族传统文化同样十分推崇“和合”，纳西语中的“和合”一词，其读音与词意都与汉语中的“和合”相同。纳西族始终倡导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与人为善、合作和谐；崇尚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的“和合”；把“和合”文化理念融入族规、家训、家风之中，不断传承“和合”文化传统。与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的“文化相通”。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集中体现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敬祖爱国、民族团结、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自汉代以来，在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和睦等优秀传统的同时，以儒学经典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逐渐被纳西族先民吸收与融合，因此，纳西族的传统价值观与中原文化的价值观逐渐相融相通。比如，木氏家族特别重视忠君、爱民、孝亲、祀神、训子、读书明理等儒家思想，木公在《建木氏勋祠自记》 中强调要“学书学礼，忠君至恳，爱民至专，孝亲至勤，祀神至诚，训子至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同样成为纳西族社会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礼仪操守。尊师重教、读书明理、尊重知识的“文化相通”。纳西族倡导“天雨流芳”，积极学习汉文化，明代的纳西族先民以“知诗书，好礼守义”而著称。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相互学习、相互包容，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多元文化和谐的传统，成就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创造了纳西族独树一帜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结合纳西族的历史证明，边远少数民族一旦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经济，不断加强与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合作，就能在各尽所能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实现本地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纳西族居住在边远地区，人口不多，自然条件也谈不上优越，但在历史上能够在滇、川、藏交界区脱颖而出，政治、军事上“忠勇冠司藩”，文化教育上被称为“ （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木氏为首”，经济上“富冠诸土郡”，成为区域内“最优秀之民族”（任乃强语），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纳西族有脱颖而出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关键在于能够充分认识并运用“各民族经济相依”的大环境与有利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经济，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积极与周边地区的各民族建立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自西北草原南下到西南崇山峻岭间的纳西族先民，早期的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蛮书》 等史书称其“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地凉，多羊马”“酋豪富畜牧，散野若蜂蚁”。由于山高地凉、五谷不丰，加强与外地的产品交换、互通有无成为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纳西族先民的“笮马”“牦牛”一度成为《史记》中称“以此巴蜀殷富”的商品。隋、唐时期在金沙江上修建“塔城铁桥”后，极大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畜产品交换。徐霞客在游记中称，木氏给他送来白葡萄、龙眼、荔枝等水果，但这些水果不是丽江所产。这说明，当时在丽江交换的物资很丰富，纳西族地区与外地的经济交往十分广泛。
金沙江。
积极建设茶马古道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纳西族先民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使丽江古城成为茶马古道上无可替代的商贸重镇和商品集散地。茶马古道是一条从海拔几百米的热带雨林区到海拔5000米以上雪域高原区、行程上万公里的商贸通道，一般的客商不可能自行走完全程，货物需要沿途转运。在沿途经过的区域中，海拔2400米左右的丽江古城吸引着来自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的客商。一般而言，来自低海拔地区的客商到丽江后不再前往高海拔地区，货物就请丽江的马帮或来自西藏的马帮转运前行。同样，来自高海拔地区的客商到丽江后一般不再前往低海拔地区，而是请丽江等地的马帮转运前行。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从这条古道马帮驮运的国际援华物资，到了丽江后一般也由纳西族、白族的马帮转运往昆明等地，丽江古城仍然发挥着茶马古道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丽江古城能够成为茶马古道重要商品集散地，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也有人文环境的因素。丽江纳西族自古有开放包容的和谐文化，以及与周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丽江纳西族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一方水土，行走在这条古道上的各民族商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文需求。茶马古道商品集散地的建成，极大推进了丽江纳西族的经济发展、繁荣，丽江纳西族的经济发展又促进了茶马古道的繁荣，推动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相依”的历史进程。积极开发盐、铁、铜、金、银等矿业，推动商品生产与交换，不断增强维护统一、“诚心报国”“辑宁边境”的经济实力与能力。明代后期，木增等土司捐赠给中央政府的白银达10万两左右（按规定，丽江府只需年上交国库800多两白银）；每次奉调府兵出征的军费、物资全由丽江府自行解决，没有用过朝廷的钱；在藏族居住区及鸡足山等地捐赠数万两白银修建寺院；不断捐资支持周边地区的修桥等公益事业。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纳西族东巴经中有各民族是同胞兄弟、要守望相助的族训；自秦、汉以来，纳西族有许多“各民族一家亲”方面的佳话记载于史册；近代以来的纳西族儿女更是奋勇当先抵御外侮，书写下中华民族气吞山河的伟大史诗。纳西族先民积极参与开发汉代的南方丝绸之路，唐、宋以来的茶马古道,使之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特别是茶马古道滇藏、川藏线，不仅是一条各民族的经济交流线，也是一条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线，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自然成为“各民族情感相亲”的重要载体。明代纳西族土司木增与江南汉族学者徐霞客“情感相亲”的故事堪称千古佳话。当年，徐霞客因“病足，不良于行”而瘫痪，独自一人困于鸡足山，远在丽江的木增闻讯后立即派出一支纳西族救援队，用滑竿抬着已不能行走的徐霞客，历时150多天将徐霞客安全送回江阴家中。江南名士陈函辉、钱谦益分别在 《徐霞客墓志铭》《徐霞客传》中，记载下这一“各民族情感相亲”的千古绝唱。改革开放后，江阴人民与丽江人民传承徐、木的友情传统，正在谱写纳西族、汉族的兄弟情谊新篇章。清初，纳西族先民旗帜鲜明率先反对吴三桂分裂国家的“三藩之乱”，维护了国家统一。近代以来，在收复新疆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纳西族人民与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留下了许多各民族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奋勇当先抵御外侮的历史佳话。1996年2月3日，丽江发生7级地震。面对震灾，丽江各族人民大力弘扬“各民族情感相亲”的优良传统，各民族受灾群众互救互助、患难与共。全国各族人民也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伸出救援之手，极大地温暖了受灾群众的心。丽江各族受灾群众深感幸运，永远铭记全国各族人民的救援之情，感恩伟大祖国。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面对新征程，纳西族人民一定会进一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更加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争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排头兵，加快丽江高质量发展。图片由周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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